【正文】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被定性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形成的、启动近代世界政治运动的重要社会思潮，它要求这个群体中的个体对这个群体负责，且对群体责任超过其他责任。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正值中国内忧外患，民族存亡的晚清时期，民族主义思潮在也中国大地上形成。
　　一、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
　　首先，世界性名族主义思潮的形成是中国名族主义思潮形成的大背景。法国大革命遭受欧洲列强的干预，法国人民萌生了民族主义的意识，之后美国独立战争、拉丁美洲独立，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民族主义思潮随后传入中国，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形成民族主义思潮。
　　其次，民族危机刺激了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19世纪之前的中国，一直把自己作为尽善尽美的天朝圣国，唯我独大，认为周边的国家、民族都是蛮夷之邦，有着强烈的华夏优越观念。但是到了19世纪，这种观念受到挑战。鸦片战争，国门被迫打开；中法战争，不战而败；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输给了“蕞尔岛国”日本，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中国人的脑神经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对这样的结果既感到震惊、愤慨，又觉得困惑、忧虑。在与西方列强交锋过程中，中国一次次失败，屈辱条约不断签订，白银外流，国土沦丧，主权不断丧失，尤其是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紧迫感、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的头上，中华民族意识迅速觉醒。
　　再次，西方学说及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西方进化论学说中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思想对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严复译述《天演论》，介绍“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观点，是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趋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天演论》的问世震惊了中国人民的心灵，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给立志变法图强的爱国志士提供了思想武器，启迪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国志士认识到，卢梭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是民族主义形成的理论基础。基于这一认识，他们在报纸杂志和书籍中大量宣传卢梭的学说，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同时，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对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另外，晚清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利用他们所攫取的在华利益和特权，增加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竞相控制中国的商品市场和重要的经济命脉。当时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必须及时采取有效的抵制和挽救手段。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权益，建立统一而稳定的名族大市场，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掀起了实业救国的热潮。此时此刻，中国人认识到，民族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建立起最能满足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民族国家。
　　最后，有关民族主义的宣传和教育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族主义萌生之后，各门派创办的许多报纸杂志、出版的许多革命书籍都积极宣传民族主义。所发表的文章中普遍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心点，“欲破其势，挫其锐，摧其锋，屈其气，败其威，非高举自由民主之旗，大鼓国民独立不羁之气必不能”（《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革命排满成为当时革命派心目中最具吸引力的口号。如1901年创办的《国民报》，痛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揭露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高唱民族主义，风行一时”（《革命逸史·初稿》），掀起了民族主义宣传的高潮。而且，有识之士不仅认识到民族主义宣传对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还认识到民族主义教育的重要意义，因而主张“尽吸纳本族中所固有的精神势力……以保存族粹为第一义”，并且“淬厉其所有而新之”。在他们看来，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民族主义的源头活水，“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独特精神”（《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是民族主义的“根底源泉”。因此，必须利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遗产来激发民族主义思想，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在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蔚然形成。
　　二、晚清民族主义的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爱国志士对民族主义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解释，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是“各地同种类、同言语、同宗族、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提出了“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概念。另一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他们认为，“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是曰民族主义”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但无论哪一派都是把民族主义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合举四万万人之身体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建立民族的国家，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都“以爱国为念”，并“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民族主义有着不同的含义，有民族排外主义，有民族复仇主义，有霸道的民族主义，也有反压迫和反歧视的民族主义，因此，很少有国家公开宣扬民族主义，甚至有的国家还对其提出了批评。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所形成的民族主义在其特殊的背景下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霸道的民族主义。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中国在被动的、被压迫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股民族主义，是注定与爱国主义紧密相连的，不过也出现了一些偏激和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