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又一遍上完了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之后，我给学生留了一道作业，让他们写一篇学习心得和体会，并要求他们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能人云亦云。后来在收回作业批改的时候，学生们也的确给了很多的惊喜和新的启发。
　　有个学生这样写道：“一个人从高处跌下来，大多都只会关注自己在身体上的疼痛，而很少会感谢接着他的大地。一个仕途失意之人，也大都自怜自伤，感叹命运对自己是如何的不公平，同样也很少有人会感谢最终接纳了他的那片贫瘠的，荒凉的土地。我们的文学，似乎也很习惯性地对那些仕途失意之人、牢骚满腹的文人墨客充满了同情甚至是赞许、仰慕。而在这些诸如同情、赞许、仰慕中不经推敲地传唱这他们的作品，给予作者充分的肯定……”这个学生认为白居易对于接纳了他的江州毫无感念之心，而是完全沉溺在自我的痛苦之中，把江州写得很糟糕。比如“住近湓城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并且说到“同样是被贬谪，为什么苏轼能够在更偏远更荒凉的岭南可以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白居易在境界上比苏轼差远啦！”
　　还有一个学生认为白居易所认同的作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琵琶女的个人价值观存在严重问题。因为作为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歌妓，不管她是怎样的沦落风尘，但是她在从良之前过的生活是极其奢华的，同时也是极度的空虚的。例如诗歌中的“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武陵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在长安这个大染缸里打混了那么长的时间，应该是见惯了风花雪月和人情冷暖的。“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他最理解不了琵琶女的就是“作为一个迎来送往，逢场作戏的一个风尘女子，她们毫无例外的都是‘我拿青春赌明天’的人，能够从良，嫁给一个在物质财富还比较不错的商人，应该算是她们比较好的出路和归宿了，为什么还要欲求不满地要求对方要和自己在精神上保持一样的高度，甚至放弃对家庭承担的重任，要和自己长时厮守？”古人云：有得必有失。欲求不满的人既没有拥有幸福的能力，也不配拥有他所理解的幸福。“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求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红妆泪阑干。”这样的抱怨之词宣之于口，也的确让人寒心。“而白居易竟然觉得自己和这样的一个不懂珍惜的女子是同一类人，也的确不可理解……”
　　对于这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我没有简单地进行观点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的评价，因为这些孩子的观点已经不能局限于《琵琶行》本身的理解与讲授上了，这正是拓展孩子阅读和理解能力以及探究能力的一个很好的契机。
　　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传统的知人论世解读模式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要让学生对作家及其作品有一个公正的评价，不偏颇，不偏激，知人论世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在后续的作业处理中，我给学生们补充了一些关于白居易的生平经历以及《琵琶行》创作背景的详细介绍，以激发他们对课文文本进行深度阅读和思考的兴趣。
　　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坚决主张讨贼，否则国将不国。白居易这种主张本来是对的，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听起来也像是不错，但实际上在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置“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天，时年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
　　《琵琶行》作于他贬官到江州的第二年，作品借着叙述琵琶女的高超演技和她的凄凉身世，抒发了作者个人政治上受打击、遭贬斥的抑郁悲凄之情。在这里，诗人把一个琵琶女视为自己的风尘知己，与她同病相怜，写人写己，哭己哭人，宦海的浮沉、生命的悲哀，全部融合为一体，因而使作品具有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这次贬谪的经历对白居易本人都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我给大家推荐了白居易在元和初年写作的那些那些讽喻诗，比如《观刈麦》和《卖炭翁》。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曾说过他的写作目的：“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诗人明确地把为君和为民放在一起。儒家的正统观念在他思想中占了主要地位。儒家思想有忠君尊王的—面，也有爱国爱民的—面，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也有消极独善的一面，白居易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与元九书》）然而，儒家思想毕竟是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白居易既然接受了这种思想，那么，由此而产生的关于诗歌理论的观点，便不可能不是为君、为统治者的。他写下了大量“惟歌生民病”的讽喻诗，用那枝犀利、辛辣的笔揭露社会的黑暗，痛斥统治阶级的残暴、贪婪，用饱含同情的笔墨写下了人民的疾苦。他讽刺的笔一直指向最高统治者——皇帝，他谴责唐宪宗的奢侈生活“后王何以鉴前王，请看隋堤亡国树！”（《隋提柳》）；正是因为他秉持的：“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的创作态度，以至于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所以后世的很多评论家都认为，贬谪江州只不过是白居易在为自己之前所写的那些讽喻诗付出代价。贬谪江州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 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增多。
　　正是因为白居易对于自己的处世方式和态度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所以在他的后期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他在后期创作的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而这个转身在《琵琶行》中是有所体现的，虽然身遭贬黜，但在《琵琶行》一诗中很难看到怨情，更多的是一种自怜自伤。
　　此时，作为一个自怜自伤的封建文人，他的视野当然只会关注个人情怀，哪里还会对接纳他的土地进行感恩呢？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父亲白季庚及外祖父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与元九书》）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并且史传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度，直到暮年。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现代人形容美女说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就是从白居易那里学过来的。
　　综上种种，已经足以说明一个事实：白居易虽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但他绝对不是一个立场坚定的政治家，更不是一个什么方面都很完美的人。他之所以努力读书，更多的是为了光耀门楣和能够让自己跻身上流社会，所以他之前的讽喻诗，也只是一个展示自我的一个手段，如果能匡扶时弊是很好的，更好的是能够引起皇帝的重视和重用。因此，当自己的讽喻诗成为了自己政治仕途上的绊脚石，他很快就弃之如敝履。白居易的处世态度在转为“独善其身”之后，他纵酒、蓄妓，除了让自己从是非官场中淡出，更多的是为了享乐使然，当然这些行为背后有没有其他的的一些深层次的因由不得而知。
　　他在《琵琶行》中视琵琶女为知己，自命是对方的知音，那又何尝不是他自己所属的阶级秉性使然，同时也是他的趣味爱好转向更为放纵恣肆的最好说明呢。对于琵琶女，白居易永远也不可能给她指出一条更好的路，实际上这一次因缘际会，让两个各有怀抱的天涯沦落人以音乐为名，各抒怀抱而已吧，别的也算不得什么。古人所谓的“名士风流”，也只不过是一块他们自认为还能用了骗骗无聊之人的遮羞布。说实话，随着对白居易的了解越多，我对于这位一直以来被放置到一个至高位置的诗人有些失望，当然这些失望可能更多的是对他的为人，而非其作品。对于学生的第二个意见，我唯有以“这也许就是所谓名士风流的习性使然”一笔带过。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惯性思维和习惯解读，甚至是从众心理都会让我们一直在原地打转，而敢于质疑的学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直观感悟和对现实生活的体察，把文本与现实链接，反而会激发出新的火花，同时也促使我们老师去求解，去探究，去发现，去质疑。这些是应该为作为教师的我们好好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