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许地山的散文《落花生》，多年来一直编选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作为不可多得的近代优秀文学作品，《落花生》被奉为“人的生活的教科书”，传诵一时，成为了一个世纪的经典篇章，对净化人的心灵，塑造真、善、美、和谐、统一的人格，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作品的写作背景是，甲午战争爆发后，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作者的父亲出于爱国之心，毅然抛弃家产，携全家回福建定居，过着清贫的生活，父亲教育子女为人做事要踏踏实实而不求虚荣。现在看来，以当时的条件，作者一家想过体面的生活是不太可能的。作者写作此文，根据现用教学参考书的分析，作者著文的功用色彩显而易见，立意不言自明：“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只有看得见的、物质的、有用的才是好的、美的；那些非物质的、非审美的、非实用的，虽然未必就不好、不美，但终究不如前者好，不如前者美。
　　笔者不止一次赏析此文，每每读罢，心中总会产生一些疑问：今天应该如何读这篇好文章？默默无闻的落花生是好的，高挂枝头的苹果、桃子、石榴就不好了吗？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对“美”的正确认识的问题：“内在美”固然是美的，然而难道只有“内在美”才是真正的美？有了落花生这样的“内在美”，我们就有理由拒绝甚至鄙视苹果、桃子、石榴的“外在美”吗？像苹果、桃子、石榴那样既贡献果实，又有令人愉悦的外形，难道不好吗？
　　也许笔者的观点过于另类，但是，总不至于多余。遇到这类问题，面对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施教者应该如何向他们解释，是循着教学参考书的记录讲解，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联系现实生活，客观地分析手头的文本，超越时空，追本溯源，剖析事实的真相。二者的选择，关系着引领孩子去向何处的大问题，体现一位人民教师的道德风范、文化底蕴、人格魅力和伸张正义的勇气。这时，我们每位教师要充当“真、善、美”的传播者，充当科学真理的代言人，千万不能把模糊的、陈腐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奉若神明，这既有损师德，又误人子弟。
　　诚然，我们不能怀疑一切，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此，笔者列举两个实例。第一例关于中国的长城。有个外国的宇航员说：“从月球上看地球，长城是用肉眼唯一能看得见的建筑物。”这句话，长了全国人民的志气，让我们着实自豪了好多年。然而今天，我们自己的航天英雄杨利伟在回答“你看到长城了吗？”时，十分肯定地说：“我没有看到。”（语见2003年12月26日新华社记者所撰写的文章《2003，有一些人我们不应该忘记》）要在遥远的太空中看清长城，犹如在几千米外看清一根头发丝那样困难。这个比喻的科学原理，如果有人不知道，有情可原，但是细想一下，十几米宽的长城在月球上能看得到，那么面积庞大的上海、北京等大型城市不是更清晰吗？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常识，现在想来自己原来的理解是多么幼稚，可这之前我们通常不去思考，而是选择了照本宣科、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把明显的错误问题，“认真”地向下一代人传授。第二例关于“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句格言。作为道德准则，“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直是我们追求完美人格，塑造良好形象的终极目标，如果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肯定会招来口诛笔伐。然而，在《中国人的到的前景中》一文中，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一种明显的矛盾，应用这个办法去分“一大一小两个苹果”，根本无法操作，原因是，每个人相对于自己来说是“己”，相对于别人来说是“人”，拿大的不行，拿小的同样也不行，先拿的无法取舍，后拿的同样无法取舍。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标准的虚假性。这又不由令人大吃一惊：原来我们顶礼膜拜的居然是一尊假菩萨。
　　“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顽固地左右着中国人的思维，在教育界表现的尤为突出。早先年学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对寿镜吾老先生是持批判态度的，三味书屋成了限制作者童年自由的、压抑个性的藩篱。时至今日，又有人把它改过来了，归还了它乐园的真面目。其实问题很简单，单从集子的题目《朝花夕拾》上看，就能体会到作者对当时那段时光的无限眷恋，是作为一种美好的回忆出现的。读曹禺先生的《雷雨》，一定要感悟到周朴园对侍萍的虚情假意，真是这样吗？没有人问过。诚然，周朴园是坏人：阴险、歹毒、见利忘义，恶人就不该有真情吗？再恶，他还是具有人的本性的吧？列宁在姨妈家打碎了花瓶，后来主动承认了错误，文章结尾说：后来列宁成为了苏联领导人。好像“诚实”和“成为领袖”是联系在一起的，给学生一个暗示，从小做一个诚实的人，将来就一定能出息成一个“重要人物”。而现实是，有哪一个玩政治的人，没有说过违心的话呢？
　　我们老师有时在兢兢业业地做一些糊里糊涂的错事，累了自己，害了孩子。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要归咎于思维定势、墨守成规。是它，使得我们无法看清现象的本质，懒得思考究竟“是什么”和“为什么”。而我们对文字解读的偏差，化有形为无形，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们的阅读水平和理解水平，对其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势必造成一定的危害。
　　当前的教育形势，是要把孩子们捆绑着的手脚松开，让他们自己做，自己走，自己想。全面推进新课程改革的今天，如果再让那些缺乏理性的沉渣，以文化的形式走进孩子的心灵，成为新一种“心智催眠术”，那真正成了教育最大的悲哀。
　　从这种意义上说，教育改革，应先从教师做起：敢于与时俱进，直面真理，说真话，传真道，做真人。